历史趣闻，鲁迅当年竟差点做了刺客，结果被他以这种借口拒绝了！

我们知道鲁迅的笔杆子在民国时期是一顶一的好手，文章犀利，谁知道他曾经被安排去拿枪杆子去当刺客呢？

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这让国人大为震惊。

大家认为日本能取得胜利，首先在于国民的新式教育。

此后，清政府模仿日本，引进了西方教育体系，建立新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学堂。

也是这一年（1904年），年轻的浙江绍兴人周树人考取了南京路矿学堂。

这是一个培养采矿技术人员的中等专科学校。

周树人经历了幼年时期家庭的败落和贫穷，需要这个这个实用的专业，以便将来有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

学堂的校长俞明震是一个新派人物。

第二年，俞明震就带领周树人等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

这一去，竟改变了周的一生。

周树人没有成为一个矿业工程师，却产生了著名的鲁迅。

清政府连续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得中国的危机和灾难日益深重，这一切让爱国人士极为焦虑和悲愤。

1989年7月，谢缵泰画了一幅漫画《东亚形势时局图》刊登在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又托好友带到日本，印成彩图发行。

这幅图深刻揭露了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图中熊代表沙俄，犬代表英国，蛤蟆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香肠代表德国，反映出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现实。

旁边题诗说：“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国难当头，爱国人士纷纷奋起。

留日学生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

为了唤醒国人，反帝糠清，陈天华呕心沥血。

但是现实让他一次次地失望。

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日盛，引七清政府恐惧。

清政府知会日本政府，要求管束留学生。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这个规则一出台立刻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

但是对目前这种状况如何应对，留学生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派以秋瑾、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

另一派以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代表，这部分为多数，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主要是舍不得官费。

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怎么办？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回忆：“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宣告了‘死刑’，其中就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子上，一示威吓。”

这也是秋瑾与鲁迅之间矛盾的由来。

秋瑾（1875－1907年），浙江绍兴人，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喜欢骑马刀剑，自号“鉴湖女侠”。

1894年，其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王廷钧为妻。

1900年，王廷钧捐官为户部主事，秋瑾这时接触到新文化，与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差。

1904年7月，秋瑾不顾丈夫的反对，自费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广交留学生中的仁人志士，像是周树人，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因为留学生之间的矛盾，日本报纸刊登文章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

陈天华痛心疾首，竟然写下一封“绝命辞”后，于第二天跳海而死，年仅31岁。

秋瑾回国后，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他们在绍兴办了大通体育学堂，积蓄革命力量。

大通体育学堂主要用来收罗绿林好汉的场所。

光复会准备起义，这是绍兴闹革命的一幕。

结果形势突变，义乌、金华起义计划暴露，有一会员在上海被捕，招供出部分革命党人的别名暗号，两江总督端方电令安徽巡抚恩铭查办。

恩铭召徐锡麟计议，徐锡麟见自己的别名在里面，知道情况不妙。

徐锡麟此时的身份是安徽巡警头目和警察学校校长。

徐锡麟决定于1907年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义。

谁知恩铭要求毕业典礼提前两天，无奈起义只得于6日举行。事情紧急，准备不足，徐锡麟只能铤而走险。

虽然此次徐锡麟枪杀了恩铭，但因为准备不充分被捕，7月7日，徐锡麟英勇就义。时年34岁。

几天后的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秋瑾以必死的决心端坐在大堂中，从容被捕。

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空英勇就义。

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

与秋瑾闹得不愉快，鲁迅还是没有回国，他要继续进行学业。

他开始选择是工科和医科，希望毕业之后能找到好工作养家糊口。

这想法没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追求。

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少了一个未来的医学专家，而多了一个文学家。

一天，课堂上放时事幻灯片，内容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枪毙。

日本学生看到这里，都欢呼“万岁！”围观的中国学生也好像喝醉似的喝彩。

在场的鲁迅震惊了！当日本军人黩武逞凶，中华民族的尊严备受蹂躏时，他怎么能忍受那气焰嚣张的喝彩，又怎能忍受那无动于衷的麻木呢？

至此，鲁迅痛切地感到：医学并不是一件最要紧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再怎么健壮，也只能做被枪毙示众的靶子。

他认为头等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

鲁迅从仙台来到东京，对朋友许寿裳说：“我退学了。”

“为什么？”许受裳惊奇地问，“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鲁迅说：“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能治疗的么？”

是啊，麻木不仁不是医学界的难题，而是精神世界的匮乏。

在东京，鲁迅接触到许多革命者。尤其是浙江同乡，如章太炎、陶成章等，对他的影响很大。

鲁迅晚年的时候，曾经对他的日本友人增田涉上，革命党人曾命令他去暗杀，他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革命党人死，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鲁迅虽然有强烈的爱国心，但不赞成逞一时之勇去送命。

他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到。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当年的革命党都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崇尚暗杀之风。

1904年上半年，东京留日学生秘密成立了暗杀团，以杨笃生为首，“立志从暗杀下手”，谋刺清廷首要，并把“摧毁新政、杀戮新党”的慈禧太后定为暗杀的第一个对象。

估计老慈禧知道后会把肺气炸。

他们回国后在西直门至颐和园一带窥伺了5个月，由于慈禧太后深居简出，防备森严，他们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

等携带的经费用完，不得不离开北京回上海。

1910年1月，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郡等七人组织一个暗杀团，潜入北京。

他们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开了一个“守真照相馆”，掩人耳目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

结果败露被捕。

陈独秀后来对暗杀活动作了批评和否定。

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看不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娥。

因此，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从此，暗杀活动逐渐销声匿迹。

其实，作为一种手段，“暗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但这种手段对那些邪恶力量来说，也可以运用，因此，这种方式也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