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的人那么多为何只有大禹得了天下大禹手段高明

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数千年来，我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洪水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困扰。黄河的决口次数超过了1500次，大规模改道的次数多达26次，这些洪灾导致了人民的流离失所，进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变革。水患治理的成功与否对于古代王朝的统治至关重要。从古至今，我国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带领民众治水，例如上古时期的共工、鲧，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西门豹，宋元时期的王安石、郭守敬等等。如果评比功绩，恐怕没有人能够与大禹治水的成就相媲美。

春秋时期齐国的叔夷在钟刻上镌刻了“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处禹之堵”的铭文，而西垂秦国的秦公簋上也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迹”的字样。

从黄河上游的甘肃到长江上游的四川，再到山东、浙江、江西等地，都留下了与大禹相关的遗迹。这表明上古时期的洪水灾害确实在先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也证实了古人对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有着普遍的共识。

正是通过治水，之前默默无闻的大禹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打破了血缘氏族部落间的轮流执政，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政体。

需要注意的是，大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治水而登上王位的人物。

人们不禁要问，我国历史上治水的人物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大禹治水得到了如此赞誉？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了解大禹受命治水之前的历史背景。

《史记》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气象学研究证实，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全球发生了“全新世事件3”，气候突然转冷。在东亚地区，夏季风锋面南移，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出现频繁的雨带活动。这种异常气候现象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与此同时，根据考古发现的山西陶寺遗址，经过专家的判定，该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尧帝执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包括洛阳盆地的王湾、新砦，孟州、周家庄等地都发现了洪水沉积的痕迹。甚至陶寺遗址的西城墙因洪水冲刷而被掏空，不得不进行选址重建。

这表明，尧舜时期的洪水事件并不是史书夸大其词，而是有着真实历史背景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古时期，先民常常将未留名的文化记忆归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陶寺文化跨越了三四百年，所以史书中的尧舜，并非指尧和舜两位帝王，而是指陶唐氏和有虞氏的每一位执政君主都被称为尧或舜。

持续数百年的洪水直接改变了氏族部落间相互对抗的格局。在共主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号召下，不同部落开始共同治水。

《尚书》中记录了尧帝下令治水的一段对话：“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四岳是部落联盟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几位首领。经过共同商议后，众人纷纷举荐有崇氏的鲧来负责治水。鲧的治水最终以失败告终，舜帝震怒，下令处死鲧，并指示大禹继续完成治水任务。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既然洪水是所有部落共同面临的天灾，为什么最后只有有崇氏部落负责治水？即使鲧失败被杀后，舜帝依然启用了鲧之子禹？

对此，《吕氏春秋》和《世本》中有关鲧作城的记载。这里的城并非指城墙，而是指堤防。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解释说，鲧所修筑的堤防就像现代乡村中修筑的土寨或护庄堤，既用于防御敌寇，也用于防御洪水。鲧部落沿用的堤防正是鲧所修筑的城或城郭。

鲧和禹之间是否真实存在父子关系尚无确凿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有崇氏还是夏后氏，他们的聚居区域都在嵩山附近，即今天的河南洛阳盆地。

考古发现显示，嵩山南北存在着河南龙山文化的两种文化类型的遗址：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二者关系密切，且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提供了基因遗传（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

洛阳盆地地势低洼，黄河泄洪后水流会进入洛阳盆地。生活在这里的族群在长期与洪水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有崇氏和夏后氏既是洪水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治水经验最丰富的群体。尧舜先后启用鲧、禹部落进行治水，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夏鲧作城”的真相。

肩负重任的鲧却遭遇了悲惨的结局，被舜帝处死于羽山。关于鲧被杀的原因，史书中前后存在着矛盾的说法。《尚书》中说他“九载绩用弗成”所以被杀，《山海经》说他是“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所以受到死罪，《韩非子》则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之郊。”

鲧的死因存在多种说法，但有一个共同点：鲧损害了尧舜部族的利益。

根据考古发现的龙山时期晚期城址，宫殿基址都选址在高土台上，比如著名的尧都陶寺遗址以及稍晚一些的石峁古城。因此，史书中留下了“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的称谓。

因此，在大洪水来临时，晋南地区的陶寺部落纷纷来到禹都聚居，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大禹崛起成为大邑之主。舜帝去世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此后，夏后氏带领下，包括东夷在内的更多先民族群纷纷移居到更适宜农耕的洛阳盆地，最终形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文明。这些改变都得益于大禹的治水措施，包括开凿山丘、疏通河道等。

此外，根据考古发现，大禹还实施了其他措施。根据专家的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左右急剧减少了89%。消失的聚落中发现了大量泥沙淤积，表明这些聚落的消亡与洪水有关。

在这个时期，禹在登封盆地发现了王城岗遗址。该遗址包括大小两座城，大城是在小城废弃后修建的。王城岗遗址被公认为大禹的阳城，而早期的小城被认为是鲧所建。这表明大禹在治水时不仅继承了鲧的筑堤方法，还加强了疏堵结合的方式。

在登封盆地，除了王城岗遗址外，还发现了12个同期的小聚落遗址。这些发现表明，许多人来到禹的部族，加入到治水的努力中。而与此同时，晋南的陶寺出现了衰退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失和农业发展受限。

大禹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历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原因在于他在治水方面的杰出成就。他不仅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抵御洪水，而且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大禹的成功治水不仅赢得了人民的崇敬，也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