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福康安都是郡王，为何一字之差，待遇就天壤之别？

在乾隆一朝，武功高强的人达到了巅峰，同时也诞生了许多英勇无比的名将。这些名将如傅恒、阿桂、兆惠、海兰察、福康安等，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其中傅恒和福康安父子因得到皇帝的宠爱备至，在他们去世后还被封为郡王。

在清代，虽然没有规定“异姓不得封王”，但自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后，很少有将王爵封给异姓的情况，这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在康熙以后，只有三个异姓王，而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死后会被追封或追赠。

清代的爵位和官衔之间有许多繁琐的规定，如果对这些规定不够了解，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就拿傅恒和福康安来说，他们虽然都是郡王，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地位、权力和地盘规模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爵位，官职授予的不同含义

爵位、官职，它们不仅仅是朝廷的荣誉标志，更是皇帝向大臣们施予的奖励和赞赏。然而，在赐予这些职位的时候，由于功绩的大小和皇帝对大臣的宠信程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差异。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封、授、加、赠等词语被用来描述这些差异。

“封”的对象通常是公、侯、伯等高级爵位，而且是赐给在世的官员。封爵需要遵循严格的礼仪，礼部、兵部会按照皇帝的命令颁发敕书，并在书中注明爵位是否可以由子孙世袭，以及如果不予世袭，子孙是否可以继承等等。

从康熙时代开始，官员获得高级爵位时，皇帝在上谕中会明确注明继承的次数，比如公爵第12代、侯爵第11代、伯爵第10代。由于继承代数较多，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爵位是世袭的，终身不变的。

“授”通常指的是授予官员实际职务，从九品到十八级的职官都可以通过授予来任命。这种情况在官方文献中非常常见，比如授予某人东阁大学士的职位，授予某人为户部尚书的职位，或者授予某人为知县等等。

“加”则是指在原有职务的基础上赋予更高级别的品衔，或者赋予更高级别的权限。比如内阁学士被加授礼部侍郎的衔位，巡抚被加授提督的衔位，知府被加授道员的衔位，等等。

用现代的话来说，“加”可以理解为“享受”的意思，就像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一样。“赠”和“加”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赠”通常用于已故的官员。如果要区分两者的差异，那就是赠比加的适用范围更广泛。

道理很简单，高级官员在去世后获得一些荣誉性的加衔，既能彰显皇恩浩荡，又不会占用现有的资源，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王爵性质不同

傅恒，作为乾隆的小舅子，凭借着裙带关系在政界立足，并担任重要职务，如保和殿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然而，傅恒并非只靠关系而已，他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也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他以平定金川和缅甸之役的战功获封一等公爵。傅恒作为满洲贵族，行事低调，既能与将士一同战斗，也能与同僚共同努力，从不以权谋私，也不收受贿赂。

乾隆皇帝对傅恒极为赞赏，为了表彰他的忠诚和贡献，特别额外授予了一等公爵的头衔。在清朝，只有傅恒一人获得过两个公爵头衔。然而，傅恒却坚决拒绝接受这一荣耀，这让乾隆深为钦佩。

傅恒去世后，乾隆下旨以镇国公的规格办理了他的丧事。乾隆在晚年多次以诗歌怀念傅恒，称他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乾隆再次追赠傅恒郡王的头衔，以表示尊敬。按照清代的制度，大臣去世后获得的追赠头衔只能终止于本人，不能传给后代。因此，傅恒的次子福隆安只承袭了一等忠勇公的爵位。

福康安和傅恒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如果说傅恒是一个全才，那么福康安则是纯粹的军事人才。就军事层面而言，傅恒不及福康安。乾隆朝十大武功中，福康安作为主帅几乎参与了一半，他的军功胜过傅恒。然而，在政治方面，福康安的建树不如傅恒，并且他个人行事也不够谨慎，以奢靡著称。但是，乾隆皇帝特别重视军功，所以在他的朝廷中，福康安被无限放大了他的长处，而短处则被忽视了。

福康安备受宠爱，生前就被封为贝勒，成为第一个宗室以外被封为如此显赫爵位的人。嘉庆元年五月，福康安在军中去世，乾隆下旨追封他为嘉勇郡王，并准许他的头衔世袭罔替。因此福康安成为顺治以来唯一一个异姓王爷头衔世袭罔替的人。

然而，值得遗憾的是，嘉庆帝对福康安持有很大的意见。他认为福康安是八旗军队战力急剧下降的原因。乾隆去世后，嘉庆帝多次批评福康安，并废除了他郡王头衔的世袭罔替特权，福康安的儿子德麟只能承袭贝勒头衔。到了咸丰五年，福康安的家族的贝勒头衔又降为镇国公，直到清代灭亡，镇国公爵位始终世袭罔替。尽管如此，异姓贵族中有宗室镇国公的头衔，也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了解了傅恒和福康安二人的郡王头衔在承袭方式上的重大差异。因“追赠”与“追封”的一字之差，而在承袭方式上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