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清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叔王”，也是顺治皇帝一生的“恩人”

清朝的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曾被冠以“叔王”的称号，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初第一功臣”睿亲王多尔衮，而另外一位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

多尔衮摄政专权，长期权倾朝野，先后被封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在死后还被短暂追封为成宗义皇帝，这些称号的取得更多的是多尔衮和他的整个政治集团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主动向顺治皇帝“要”来的；而济尔哈朗的这个“信义辅政叔王”则完全不同，济尔哈朗既没有邀功，更没有强迫，完全是由顺治心甘情愿册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济尔哈朗才是大清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叔王”。

而济尔哈朗在获得这个“叔王”称号的同时，也给自己的一生打上了三个不可磨灭的标签：皇太极的“死党”、顺治皇帝的“恩人”，多尔衮的“仇人”。

与皇太极异父异母，却是皇太极最为信任的兄弟。
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并称为皇太极时期的“四大亲王”。但是对于这四个人，皇太极的感情成分是截然不同的。

礼亲王代善，是皇太极的兄长。代善家族统领的两红旗是当年皇太极能够顺利继承汗位的重要支持力量，皇太极对于代善更多的是“敬重”，甚至是“敬畏”，所以皇太极既要保持代善、岳托、萨哈廉等人地位，同时还要持续不断的打击两红旗的实力。

睿亲王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皇太极的后金大汗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从多尔衮手中夺过来的，而皇太极并没有将多尔衮及他的两个兄弟阿济格和多铎赶尽杀绝，而是加以培养、委以重用。多尔衮也没有让皇太极失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在朝堂上也成为皇太极的重要帮手。对于多尔衮，皇太极更多是的“倚重”。

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皇太极给了豪格许多机会让他来积累军功和威望，这也使得作为晚辈的豪格能与自己的几位叔叔伯伯们在权势和地位上平起平坐。对于豪格，皇太极更多的是“爱护”。

郑亲王济尔哈朗，不同于代善和多尔衮，他们与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济尔哈朗并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而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四大贝勒”之二贝勒阿敏的弟弟，与皇太极是异父异母的堂兄弟关系。可即便是在血缘关系上，济尔哈朗比不上豪格、比不上代善、多尔衮，甚至比不上岳托、萨哈廉这些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但是济尔哈朗却是皇太极最为信任的兄弟。

实际上，皇太极与济尔哈朗的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其他王公贝勒所不能比拟的。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为努尔哈赤囚禁，两年后去世；其两位兄长阿尔通阿（舒尔哈齐长子）、扎萨克图（舒尔哈齐）三子被努尔哈赤诛杀。此时年仅十岁的济尔哈朗正式为努尔哈赤所收养，被寄养在宫中。

尽管努尔哈赤是当时建州女真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当时主管努尔哈赤宫中事务的人却是年长济尔哈朗7岁、当时已经17岁的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这里要说明一下，按照清朝史料的记载，皇太极是7岁开始当家主持家政事务，努尔哈赤宫中的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等均是由皇太极管理的。所以不难发现，年幼的济尔哈朗实际上更多的是由皇太极担负起了照顾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两人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所面临的类似处境遭遇，让两人建立了强烈的同理心。

皇太子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的儿子，在皇太极之前的努尔哈赤子嗣的生母全部出自与建州女真本部，例如大贝勒代善的生母佟佳·哈哈纳扎青、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衮代都是如此，只有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孟古出自叶赫部，并且这个时候建州女真已经同叶赫部结下血海深仇，孟古哲哲和皇太极是可以说是孤儿寡母，在宫中完全没有背景和支持。

济尔哈朗也面对着同样的情况。自己的父亲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反目被努尔哈赤囚禁致死，哥哥阿敏又是长期征战在外，自己一个人被寄养在努尔哈赤的宫中也注定是孤独的，也同样是势单力薄的。

所以同样的境遇、相差不多的年龄以及朝夕相处的经历，使得济尔哈朗和皇太极的关系非常之好，并且这种关系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牵涉过多的政治利益，相对比较纯洁。

更让济尔哈朗对于皇太极“感恩戴德”的是，自己非但没有受到自己父兄的牵连，反而却“因祸得福”，青云直上。

前文中已经说道，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因为同努尔哈赤反目，被努尔哈赤囚禁致死，而兄弟二人反目的原因就在于舒尔哈齐尽管已经被努尔哈赤确立为继位人，但仍旧不满足现在的地位，企图分裂建州女真，这才导致了两人关系的恶化最终反目成仇。

同样的情况又一次的发生在了济尔哈朗的哥哥身上。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也就是“四大贝勒”中的二贝勒，在攻打朝鲜时就企图封王自立，然而并没有得逞，随后又违抗军令、弃城而逃，再加上他平时借着“四大贝勒”与皇太极“南面同坐，共受朝拜”的特权和礼仪，对皇太极屡有大不敬之举，最终，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以十六大罪状为由，将阿敏软禁，直到崇德五年（1640年）阿敏去世。

在努尔哈赤清算舒尔哈齐的时候，济尔哈朗还小，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被努尔哈赤接进宫中抚养，其人生命运也就此改变；而在皇太极处理阿敏的时候，济尔哈朗已经32岁了，这一次，他非但没有因为自己是阿敏弟弟的原因受到惩罚，反而成为了阿敏倒台的最大受益者。

皇太极在处理阿敏的同时，随即安排济尔哈朗继承了阿敏的全部财产，同时将阿敏的镶蓝旗也交由济尔哈朗统领，济尔哈朗瞬间摇身一变，成为了统领八旗中实力排名第二、坐拥33个牛录的镶蓝旗旗主贝勒（排名第一的是正白旗，拥有35个牛录，旗主为多铎），而这与皇太极的支持和厚爱是密不可分的。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随即，清太宗皇太极下旨，“论功封兄弟子侄”。

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受朝贺。

丁酉，叙功，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馀贝勒。

——摘自《清史稿·太宗本纪》

此时的济尔哈朗，被皇太极封为和硕郑亲王，“郑”即为郑重、正式的意思，这是皇太极对于济尔哈朗的肯定，也是对于济尔哈朗的期望。而济尔哈朗也就此成为皇太极时期地位仅次于皇太极的兄长、礼亲王代善的权臣，在文武百官中排名第二，位置要高于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以及阿济格、多铎等人。

此时的济尔哈朗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自己能够获得如此的权势和地位全部有赖于皇太极的支持，所以他对于皇太极的忠诚也是发自内心的。

早在济尔哈朗没有因为阿敏之事受到皇太极处罚反而继承了阿敏全部财产并被获封镶蓝旗旗主的时候，他就率领诸弟和子侄等舒尔哈齐一支的全族上下共同发誓：“我父、兄行为有罪，自遭报应。如果我们认为有罪的父、兄做得对而产生异心，一定不得好死！”

济尔哈朗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一心忠于皇太极，皇太极对于济尔哈朗也是非常的信任，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皇太极御驾亲征，留守京城的任务总是会安排给济尔哈朗。

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率兵亲征察哈尔，安排济尔哈朗留守在盛京。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率兵攻打朝鲜，逼迫朝鲜断绝与明朝联系，俯首称臣，济尔哈朗也没有随军出征，再一次留守盛京。

正是因为对于济尔哈朗的信任以及济尔哈朗一贯严谨的行事作风，让皇太极放心的将大本营交给了济尔哈朗，而济尔哈朗也始终没有辜负皇太极的信任，自皇太极争夺汗位起坚定的站在了皇太极一边，成为了皇太极的“死党”，而尽管与皇太极异父异母，但却是皇太极最为信任的兄弟。

顺治皇帝能够登基皇位，首先要感谢的人便是济尔哈朗。
顺治皇帝能够登上皇位，首先要感谢的人是多尔衮，是代善，是他的父亲皇太极，还是他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即孝庄太后？

都不是，首先要感谢的人便是济尔哈朗，因为拥立顺治皇帝登基这个方案，本就是济尔哈朗提出来的。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九月二十一日，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驾崩，此时大清皇位虚悬，随之而来的就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关于皇位所展开的激烈争夺。

此时的济尔哈朗没有想着自己去争夺这个皇位，他非常清楚，按照礼法，谁当大清的皇帝都有可能，唯独他是没有资格来做这个皇帝的，毕竟他是舒尔哈齐家族的，并不属于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

而面对咄咄逼人的多尔衮兄弟和一度处于不利局面的皇太子长子豪格，出于对皇太极的感恩与忠诚，郑亲王济尔哈朗站在豪格一边，加上同样支持豪格的代善，让豪格在皇位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但是豪格在关键时刻一句大言不惭的一句“德小福薄”让其最终与皇位彻底无缘。

当济尔哈朗再一次面对多尔衮气势汹汹的向皇位逼近的关键时刻，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向不到的方案，豪格和多尔衮都不能继位，改由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

当时5岁的顺治皇帝福临，不能算嫡，他不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哲哲所生，也不像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的儿子（不满周岁早殇）那样受到了皇太极的册封；也不能算长，他的大哥豪格已经34岁 ，在他之前还有叶布舒、硕塞、高塞、常舒等共五位年长的兄长；更不是凭借着“母以子贵”，要知道，当时年仅两岁的博穆博果尔的生母是麟趾宫贵妃，比孝庄要高出三个级别。所以，无论说到哪一头，福临都不具备优势。

但是在济尔哈朗看来，福临却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首先，福临是皇太极五宫后妃之一的永福宫庄妃，即孝庄太后所生，身份相对高贵，因为年龄较长的豪格、硕塞等人都是侧妃或者庶妃所生，出身卑微，也就不具备资格了；

其次，尽管麟趾宫贵妃娜木钟虽然级别更高，可是她嫁给皇太极毕竟是“二婚”，在此之前她是林丹汗的大福晋，自然相较于娜木钟所生的博穆博果尔，福临也具备优势；

再次，孝庄太后是来自于蒙古科尔沁部落，福临有着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血统，因而福临的继位更加有利于满蒙之间的团结；

最后，这也是济尔哈朗处于对自身的考虑，5岁的福临年龄尚小，在朝中的实力背景又较弱，自己可以凭借拥立之功，继续保持甚至提升自己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济尔哈朗的提议得到了代善、多尔衮等人的支持，豪格、多铎、阿济格也对此没有异议，就这样，福临非常幸运的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登基皇位。

而济尔哈朗也凭借这拥立之功以及自己的资历，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并且最开始的时候，济尔哈朗是要排在多尔衮之前的。就在顺治登基时，济尔哈朗拉着多尔衮相约盟誓：

“兹惟皇上幼冲，众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

或许真的是当年的誓言应验，多尔衮在此后不断打击济尔哈朗，独断专权，最终在三十九岁的时候便英年早逝了。

主持清算多尔衮，济尔哈朗迎来自己最为高光的历史时刻。
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起初还能相安无事，各尽其职，通力协作辅佐幼主顺治，但是他们之间脆弱的和平关系仅仅维持了四年就结束了。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建筑府第逾制，擅自使用铜狮、铜龟、铜鹤等为由，将其踢出了辅政序列，改由自己的弟弟多铎辅政顺治。而此时的济尔哈朗为了顾全大局，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并没有选择同多尔衮作对，于是忍气吞声，沉寂了下来，并通过在南下带兵征讨的方式，远离了京城是非之地，躲过了多尔衮专政的巅峰时期。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济尔哈朗就迎来了复仇的机会。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一代权臣多尔衮死于古北口外的喀喇城。尚未完全掌权的顺治皇帝，在之前先后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的基础上，追封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清成宗，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就当多尔衮的旧部满心欢喜的以为可以凭借多尔衮的影响力继续保持现有的权势和地位的时候，在多尔衮专政时期被不断受到打压并被

排挤出辅政之列的济尔哈朗却早已在暗中谋划好了一切。

济尔哈朗趁着两白旗群龙无首、相互政权夺势之际，直接闯入多尔衮府邸，抢回了被多尔衮带回家中的皇帝玉玺和印信，并主动拥立顺治皇帝亲政。此时，济尔哈朗又联合在多尔衮专政时期同样受到打击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联合向顺治皇帝上奏，控诉多尔衮的十六大罪状：

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僣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僣妄不可枚举。

以此思之，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

——内容摘自《清史稿》

此时早已对多尔衮心存不满多年的顺治皇帝，终于等到了肯为自己出头，为自己说话的人，马上安排济尔哈朗、满达海的人对多尔衮集团进行清算，并且顺治皇帝亲自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宗室、籍财产入宫”（摘自《清史稿·多尔衮传》），并将仅仅下葬两个月的多尔衮扒坟掘墓、挫骨扬灰，其党羽也尽数被清除。

鉴于济尔哈朗在清算多尔衮集团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顺治皇帝进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并赐予其“免朝贺、谢恩行礼”之特权。

此时的济尔哈朗真正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皇太极时期的“四大亲王”中，先是豪格被多尔衮迫害致死，之后代善病逝，多尔衮也死了，另外的两位顺治初年的旗主王爷，多铎去世了，阿济格被赐死，可以说现在朝堂之上其他的王公宗室都是济尔哈朗的晚辈，不管是功勋还是资历都远不及他，就连顺治皇帝都要对他礼敬三分，并且是发自内心的敬重，甚至济尔哈朗那个被努尔哈赤亲手处死的父亲舒尔哈齐都被顺治主动追封为和硕庄亲王。

然而济尔哈朗在大权在握的时候，并没有走多尔衮的老路，而是极力的将权力交还给了顺治皇帝，自己全力辅佐顺治治理国家，以至于在他临终的时候关心的都只有国事：

“臣受三朝厚恩，未能仰报，不胜悲痛。只希望早日取云贵，灭桂王，统一四海。”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八，济尔哈朗病逝，顺治皇帝悲痛不已，诏令休朝七天，纵观清朝历史有且仅有济尔哈朗一人享过如此殊荣，足可见顺治皇帝的对于济尔哈朗的钦佩和敬重之情。

从满清“罪人”的儿子、兄弟，到位极人臣的“叔王”，济尔哈朗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情，这便是“一生忠于皇太极”。

由于皇太极与济尔哈朗极为深厚的情感，再加上皇太极给予济尔哈朗非凡的荣誉和地位，让济尔哈朗用他的一生来回报、感恩皇太极。也正是出于这份发自内心的忠诚，济尔哈朗自始至终都坚定的站在了皇太极和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福临这一边，为了维护皇太极和顺治的帝位稳固而尽职尽责的辅佐。他也成为清朝初年朝堂之上不可或缺的“定海神针”，更是当之无愧的大清王朝真正意义上的“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