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4年59帝，44人死于非命，罗马帝国皇位为何成为催命符？

    编者按：说起我国古代武将最为跋扈的时代，人们可能最先想到的便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朱温弑君、南吴张颢弑主、大燕刘守光囚父杀兄，诸如此类的种种乱象不断，而这也为之后赵宋政权削夺武将权柄埋下了伏笔。如果将视野转向西方，你会发现一些时期将领干政的情形似乎更加猖獗。公元前27年以来，罗马帝国的将领们屡屡弑君自立。每一个“凯撒”死去，都代表另一名武人以新帝的身份登基，罗马帝国的历史似乎一直在重复着数个时代以来的旧事。以至于大家戏称罗马为禁卫军继承制。那么，罗马帝国为什么屡屡出现弑君自立的将领？
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屋大维称帝以来的364年里，先后有59人获得皇帝称号，平均每6年左右罗马帝位就要进行一次更迭。而这些先后登场的罗马皇帝中，除了3人死因不明外和12人老死或者病死外，剩余的44人皆是死于非命：如武装政变、谋杀、自戕等等，而这其中，又有35人的死亡与军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人死于亲信禁卫的刺杀，有人在镇压叛军时战没，更有人是直接被叛变禁军处死。

这也许和罗马军队的特殊性有关。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士兵，完全由罗马公民所组成，这样的军队有着绝佳的稳定性，他们“维护并繁荣自己所属的自由政治体制的利益”，是罗马战无不胜的依靠。当时，士兵加入军队需要举行最严格的宣誓仪式，除了发誓“愿意将性命献给国家”外，更要发誓“永不逃亡，永远服从上级命令”。
这种对令行禁止的严苛要求，即使在以善于产出优质重步兵的希腊城邦国也都是极其罕见的。同时，罗马人也更加注重训练的重要性。在拉丁语中，“军队”一词本身就是“训练”的延伸，对于罗马人而言，没有训练不成军队。在罗马军营中，不只是新兵，就连老兵都要按时参与训练，如此一来，罗马才能淬炼出一支支足以睥睨周遭势力的强悍军队。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罗马人的种种特质并非与生俱来，生产力不仅决定上层建筑，也同时构筑了罗马军团不一样的底色。和依靠商业壮大的希腊城邦不同，诞生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极度适应农耕，就像《罗马史》的作者孟森说的“他们（罗马人）每建一座新城时，必先沿着将来城圈的所在地犁出一条田沟，这个美俗说明，人们如何深切地感觉到每个民社的存亡都仰赖于农业”。这种对于土地的偏爱让罗马拥有了完全不同于希腊人的精神内核，有赖半岛冲积平原独有的自然禀赋，罗马人自建成之前就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要来源的势力。
共和国诞生后，罗马人对于土地的渴望与热爱丝毫不减，根据《古代罗马史》的说法，即使是贵族同样需要在田垄劳作，“他们参与劳作的情形不亚于佃户与农民”，并认为“好农民就是对他们的最高赞辞”。和周遭的其他势力不同，当时的罗马人不仅好战，更是懂得“将辛苦得来的土地用犁桦来保全”，他们每占领一个区域，就会将获得的土地分配给罗马公民，并开拓成为农田。
在这样的上升期内，罗马自耕农的数量持续上升。这些自耕农的出现，为罗马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兵源，皮洛士战争中，罗马因赫拉克里亚之战阵亡、被俘近一万人，这对于罗马这个当时总兵力不过两万的势力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然而，令皮洛士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公民并未恐惧于严重的伤亡，反而“彼此争先恐后地参军”，迅速补齐了兵额。

▲此后，

罗马公民之所以踊跃参军，并非此间人民天生好战，而是因为此时的罗马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作为恒产者，他们也需要罗马的稳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损害。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是罗马公民军得以存续的物质基础。
然而，罗马的扩张之路在帮助这一势力攫取大量外部利益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原先平民-贵族之间的平衡不复存在，贵者愈贵，贫者愈贫，以土地为例，《十二铜表法》规定“凡使用他人土地满两年或动产满一年的，法律即保护此种占有”，这本身为鼓励拓荒，避免土地拥有者随意弃置土地的条款，但在罗马对外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贵族们可以依靠这一法条合理侵占那些出征士兵的土地，尤其是在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期间，牺牲在战场上的罗马士兵数以万计，而因为服役导致田地荒芜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

许多小农家庭在响应国家号召、履行其公民义务后沦为赤贫，一些人甚至只能靠政府的救济或者出卖选票来谋求生计。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不愿意接受征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作者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小农及同盟者越来越不愿响应从军的号召，军队里逃跑者盛行，强迫军队作战是困难的，维持军队内部的纪律更难。”
公元前151年和公元前138年，甚至有两名执政官因为强行征兵被罗马公民送进了监狱。征兵的日渐困难，导致罗马共和国逐渐开放征兵限制，不再以财产水平限制入伍，并由政府为入伍者提供军饷，马略军改后，无产者、蛮族佣兵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参军来获得收入。

实事求是的说，马略军改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一场成功的军事改革，为日渐僵化的罗马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这种实指为募兵的征兵方式，罗马军队的后备兵源池才得以扩大。在此之前，罗马所能动员的军队往往只有三到四个军团，而如今，依靠金币的吸引力，罗马动辄可以拉出一支包含十数个军团的庞大部队。
斯巴达克斯起义期间，克拉苏调集了至少十个军团对意大利叛奴围追堵截，而与此同时，庞贝、卢库鲁斯还分别在西班牙和小亚细亚率军与塞多留、米达拉达梯作战，没有。但是，所有的选择皆有代价，当公民兵被职业募兵取代后，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常年随将帅出征，军队在实际上逐渐由国家军队转为将领私兵，尤其是当前者当中充斥着大量与罗马本土并无多少关联的同盟佣兵或者蛮族人后，就更是如此。将领与麾下军队利益休戚与共，荣辱一体。
这就导致军队进攻罗马城这种在共和国时期骇人听闻的事件屡屡爆发。罗马内战时期，“前三巨头”和“后三巨头”实际上是在调动向自己效忠的私兵彼此攻伐，自此，罗马军队向国家效忠的传统也就不复存在了。

▲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

罗马的内战虽然以屋大维的胜利作为结束，但罗马军队的私军属性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屋大维正是帝国私军最大的拥有者，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屋大维在罗马军团的编制之外，创立了一支更加精锐的部队——罗马禁卫军，拉丁语禁卫军一词“cohors praetoria”来源于praetoriaium，本意为指挥官驻地，延伸后也代指其随属的驻地司令部及卫队。
这支精锐下辖9个大队，每个大队一千人。虽然人数只有九千，但考虑到罗马习惯于将各军团屯驻边境地带，这支部队实际上就是当时罗马核心区域内唯一的机动野战军力。
事实上，禁卫军本就是奥古斯都君临罗马的产物，在共和国时期，罗马不允许任何部队驻扎首都附近，奥古斯都打破原有共识，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为了确保自己在武力上对元老院的压制力。
除了九个禁卫军大队外，罗马本地一般还有三个大队的城市步兵大队，但随着禁卫军权力的扩充，三个大队也成为禁卫军管辖下的部队:禁卫军的士兵往往会在担任城市步兵大队的百夫长后回原部队任职，而步兵大队的士兵在表现优异时也能获得擢选至禁卫军的机会。这种由人员流动带来的香火之情让禁卫军得以控制后者，而这无疑再次增加了禁卫军长官手中的权柄。

▲罗马帝制时期，元老院几乎被架空

屋大维深谙恩威并施之道，自然不会允许手中军事力量的失控。成为“奥古斯都”后，他一方面恢复十一抽杀，对临阵逃脱的士兵进行残酷惩戒，并严格控制百夫长等中级军事长官的行动，而另一方面，又延续共和国时期将领对军队犒赏的做法，并将之固化为士兵的非固定收入，自他之后，历代君王都必须延续这一传统，在即位之初犒赏军队。这一先例随着后继者的仿效、加码至近乎变质，成为禁卫军乃至各地军团向皇帝效忠前主要考虑的问题。
在奥古斯都在位时，军队跋扈失控的状况并未发生。这位军功卓著的皇帝在军队中有着莫大的声望，凭借着内战中的威望和刚柔并济的政治手腕，他在掌权后顺利精简军队，再次强化了对整个国家的掌控。
但问题在于，这位雄主在位时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与帝制或者说元首制相关的制度。是的，发达的罗马法律体系中，既没有对于帝位继承的成文法条，也没有为皇帝控制军队提供律法基础。《奥古斯都》一书认为，“多数君主和奥古斯都一样，小心翼翼的确保军队，感受到他们庇护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元首政治的体制，终究代表着把军队与指挥官之间的恶性关系制度化。”

最先失控的是禁卫军，奥古斯都死后，继承皇位的四位君王都缺乏与之相媲美的威望乃至能力，而风评更是恶劣不堪。这四人的事迹从台湾学者翻译《罗马兴亡史》时所给予的汉化译名也能看出一二：昏君提比略，疯帝卡里古拉，傻帝克劳狄以及暴君尼禄。
在这四人治下，禁卫军近乎失控，尤其是在克劳狄时期，这位皇帝陛下完全是被禁卫军士兵被动推到了皇座之上，《罗马十二正帝传》记载，即位前他本人怕得要死，周遭的民众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即将被禁卫军拖走砍脑袋的倒霉蛋。克劳狄时期的罗马禁卫军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幕前，开始公然威胁元老院立自己所推举的人选为皇帝，如此一来，克劳狄这种被其推举的傀儡，自然只能对禁卫军予取予求。
值得一提的是，称帝后，为“报答”禁卫军的帮助，克劳狄向每名禁卫军支付了15000或20000塞斯退斯，而这差不多是一名禁卫军5年的工资。

▲暴君尼禄

至于暴君尼禄，则是各地军团开始废立皇帝的发端。这位君王就像人们给他的称呼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虽然他能登上帝国皇位，也是由于军队尤其是禁卫军的支持，然而在他暴露出残暴本性之后，禁卫军也弃他而去。“闻诛一夫纣，不闻弑君也”，由于其恶名众所皆知，这场背叛也也被披上了一层政治正确的面纱，尼禄死后，西班牙总督伽尔巴在麾下军队以及元老院的支持下君临罗马，在塔西佗笔下，这也标志着“帝国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原来，只要手下拥有军队，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同在罗马一样拥立皇帝。
自此，各地军团开始依照自己的利益拥立其首领为“罗马皇帝”，而那些被拥立者，则需要向自己的支持者提供财富、权力作为回馈。也就在这一年，罗马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有四位皇帝获得元老院的承认，而这也是四帝之年称呼的由来。

共和时期的罗马军队本质上是一支公民部队，而马略军改虽然提高了军队的职业性和征募效率，但却也导致军团的私人化色彩加剧，进而导致之后前、后三巨头内战中的大规模冲突。
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后，并未能解决军队私有化的问题，相反，和共和制不同，元首制下的罗马皇帝依旧需要依靠一支直属军队维系统治，而这也促使其建立了禁卫军，在其死后，禁卫军尾大不掉的问题开始显现，并在之后数位皇帝的绥靖下越发突出，而一次次政治动乱也让各地军团意识到，帝位本身更取决于军力的多寡，开始纷纷加入这场权力的游戏。自此，罗马帝国将领弑君自立的问题就再难自制了。
参考文献：
1、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
2、徐焰《罗马帝国的兴衰——从公民兵制到雇佣兵制》
3、童良凯《罗马共和至帝制初期军团研究》
4、罗朝慧《从公民兵制到雇佣兵制——罗马共和国衰亡的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