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衰弱由安史之乱开启，但安史之乱的发生，却绝不简单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爱及口分、永业，违法买卖，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厘革，为弊虑深。”——唐代李隆基《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公元752年，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承平已久的大唐迎来了玄宗皇帝执政的第四十个年头，唐朝内外，不论平民还是藩属，似乎都对这个强大的国家充满了敬畏之心。

但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面对官绅富豪对平民百姓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活动，已经六十七岁高龄，明显没有了年轻时的壮志雄心，只愿沉湎于安逸繁华的长安盛世之中的唐玄宗，依然选择了发布一道限制土地兼并的诏书。

但尽管在他这一年颁布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里，明面上阻止官绅们对平民百姓的土地兼并及欺压行为，但其在这一份诏书中，终究还是无奈的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其王公百官荫勋等家，应置庄田，不得逾於式令。仍更从宽典，务使宏通。其有同籍周期以上亲俱有勋荫者，每人占地顷亩，任其累计。某荫外有馀，如旧是无勋荫地合卖者，先用钱买得，不可官收，限敕到百日内，容其转卖。”

所谓宽典与宏通，就是变通可以灵活操作的形式，等于承认了这些官绅对已经兼并土地为合法，即使他在诏书的末尾再次强调了口分、永业田不得违法买卖的行为，但是终究只能算是一句空话，为唐朝的土地兼并行为，做了一次完美的官方背书，而其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均田制的彻底破灭。

唐朝的强大，在于均田

众所周知，唐朝的政治及地理版图大多承袭于隋朝，而唐朝的均田制则是隋朝根据南北朝时期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改造而来。

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的一项开创性改革。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王朝统治，恢复因战乱而衰败的国家经济和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唐朝军制则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农户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于大唐各道、州、县要冲等地设置军府六百三十四所，称为折冲府。全盛时期整个大唐更是拥有着六百多府，七十余万军力，常年保持三分之一的常备兵力。

除此以外，大唐中央还另设十六卫将军衙门专事天下军马，诸如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金吾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每卫常年维持卫军两万四千人至四万人不等。

单以保守计算，大唐常年保持的常备兵力就在六十万左右，更遑论一旦大战兴起，即可征用的非常备兵力，整个唐朝可以轻松发动百万军力。这在当时的东亚，乃至全球都无人可以企及。

得益于均田制，府兵兵源在唐朝前、中期，处于充沛期，军士家中有田，并无后顾之忧。而百姓有田，则民富而国强。强大的经济同时又再次促进军事的发展，保证了大唐军械的精良。

正是有着这样一支装备精良、战士勇猛的常备军力，使得唐朝在公元618年自建立以来，就不断向四方开拓，不论是南方的原始森林，还是西部的茫茫大漠，亦或是东北的白山黑水，都有着大唐将士开疆拓土的身影。

但诸如各封建王朝的通病一般，承平已久的王朝终究敌不过人心的贪婪。

均田破灭，民无果腹之地，流离失所

承平已久的大唐，终究是官绅们的大唐，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唐，虽然唐朝据有西域，东联大海，握有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富有天下。但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土地才是他们眼中的根本。

但在他们看来熟田才是好田，为此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唐朝建立以来授田于民的永业、口分田。

为此，大量百姓自有永业、口分田被官绅权贵巧取豪夺，尽管唐朝从建立伊始直到唐玄宗时期，期间发布过七次限制土地兼并的诏书都无法阻止权贵们对土地兼并的步伐。

这使得玄宗时期，虽然由于商业发展，社会生活较为繁荣、安定，“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被称之为“开元之际，几致太平”。即使著名诗人杜甫在《忆昔》中都有描述“开元全盛日”的篇章，但也不曾影响他写下揭露社会现实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描述。

唐玄宗在执政前期是一个好皇帝，能够“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但是后期却大多沉湎于自己的虚荣繁华之中，“欲高居无为”就是他的后期最好写照，以致政事荒怠，豪奢腐朽，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半明半昏的皇帝”。

而看到玄宗如此，自古以来便极易上行下效的封建王公们自然便愈发的穷奢极欲，极尽兼并之能。

于是，民渐无果腹之地，流离失所。

而唐朝经济的基础则是均田制所供养的租庸调经济体制，失去了均田制，国家财政也逐渐陷于崩溃的边缘。

大唐在上层极度繁荣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稳定社会的底部经济基础，而这仅是大厦即将崩塌的开始。

均田破灭，军无供养之所，蕃兵日重

正如前面所说，大唐失去了稳定社会的底部经济基础均田制。

同样的，也使得唐朝强大的军力失去了持续提供军力的基础。

当大唐健儿在外开疆拓土之后，逐渐发现后备军力开始供给不足，但由于均田制被兼并所破坏，看似强大的唐王朝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

于是，便开始在征服之地征用蛮夷充作军伍的行为。这其中不乏高仙芝（高句丽）、哥舒翰（突骑施）、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李光弼（契丹）、史思明（突厥）和安禄山（突厥）等将领开始不断涌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唐朝均田制的逐渐瓦解，大唐军力中汉族士兵的比例不断下降，外族士兵的兵力不断上升。

这里面不乏唐朝统治者驱虎吞狼的好算计。

但是，驱虎吞狼的前提条件是得自己手里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才能进行。

但由于均田制的破灭，唐朝的府兵制已经陷于崩溃，原有的百万大军，仅剩中央十六卫二十万人，又如何能够辐射大唐广阔的国土？

待到唐玄宗在公元752年最后一次下诏限制土地兼并之时，安禄山已然在唐朝无兵将可用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了大唐河北地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数万，军力一时无两，而此时离他发动叛乱的时间已不足三年。

结语

唐朝的衰弱，可以说是由安史之乱开启的。但是安史之乱的发生，却绝不是安禄山的任性而为，正是安禄山看到了唐朝在空前繁荣之下，所暴露出来的严重民生经济及军事问题，知道自己一旦发动，失去了均田制支持的唐朝府兵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而建立在府兵基础之上的中央卫军更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仅为仪仗之军，这才敢于发动这场叛乱。可以说，正是由于唐朝统治者放任均田制的破灭，导致了唐朝的衰弱，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