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郑位三追悼会受阻，邓小平罕见发怒：我来主持，先念致悼词

“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听完有人告诉自己，八宝山礼堂安排满了，没有空余时间为郑位三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坚决地说道。

1975年郑位三病逝后，王震向邓小平和李先念报告，称有人要将郑位三的追悼会安排在食堂举行。邓小平听完之后十分恼火：

“郑位三的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我来主持，李先念致悼词。”

郑位三究竟是什么人，能让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如此重视？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

1902年10月，郑位三在湖北黄安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出生，7岁便进入私塾读书。当时的私塾先生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经常向学生们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以及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令郑位三深受启发。

由于郑位三喜欢思考，经常提出一些连老师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深受老师的喜爱。有的时候因为下雨或者放学晚，郑位三就在老师家留宿。

在郑位三16岁的时候，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私塾老师特意为郑位三改名为“位三”，并写信给萧楚女请他照顾自己的这位学生。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蔓延到了武汉，郑位三和其他的同学一起，积极投入这场爱国运动，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也正是因为如此，郑位三接触到恽代英等人组织的“利群书社”，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

从此，郑位三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产生了要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他当时经常和别人说：“参加利群书社的活动，使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落后是由中国反动政府勾结洋人对中国人民实行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要改变我国落后状况，也应像俄国一样，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赶走洋人，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

同时郑位三还意识到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发动农民，改造社会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22年毕业之后，郑位三本有机会进入武昌高等师范继续读书，但他立志要走革命道路，便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老家黄安，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回到黄安不久，郑位三就到离家不远的祠堂教书，晚上，他还同村子里几个进步知识青年，一起走到农民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斗争。在党的黄安工作组成立后，郑位三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革命活动。

1925年冬天，党的黄安工作组根据郑位三的表现，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郑位三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很多人纷纷脱党退党，而郑位三却将四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黄安县委，并当选代理县委书记。随后郑位三步行到武汉，找到了罗亦农同志，并将“八七会议”的精神带回了黄安。

有了明确的方向，郑位三等人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后来郑位三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因此在黄安人民当中，有一句歌谣流传了很多年：

“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当起义军的红旗插上黄安城头之后，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鄂东军宣告成立。这是大别山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和第一支人民武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红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

在创建鄂豫皖苏区初期，有一次郑位三身患疟疾，病倒在一位老乡家中。恰好当时敌人要到村子里抓郑位三，乡亲们急急忙忙跑来，要将郑位三藏起来。郑位三想了想拒绝了乡亲们的要求，并请他们将自己抬到村口水塘边的柳树下。

“不，不行，我们不能这么狠心对你啊。 ”乡亲们一听，顿时被惊得瞠目结舌。郑位三认真地告诉乡亲们，就按自己说的办，敌人来了，就告诉他们自己是个传染病人。

眼看着已经来不及转移郑位三，乡亲们只好连人带床，将郑位三抬到了村口。炎炎夏日，别人都热得大汗淋漓，郑位三却盖着两床棉被躺在柳树下。敌人进村之后，发现柳树下躺着一个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个是传染病人，没敢靠近就躲开了。

事后，人们纷纷都说那样做太冒险了。郑位三却摇了摇头：“这样最安全，敌人怎么会想到郑位三大白天睡在村口呢。”

后来，郑位三还多次遭遇各种各样的险事，但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因此人们都称呼他为“小诸葛”。

红四军、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苏区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郑位三在危急时刻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除了组建了共计五千余人的游击队伍外，郑位三还创造了利用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

在斗争最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衣烂衫，找不到野菜、树叶，就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刘华清说，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35年，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至陕南，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甘肃，郑位三奉命留在陕南，带领一个连和一些负伤指战员共一百多人，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将队伍发展至两千余人，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陕南的游击战争是十分艰苦的，当时郑位三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加上缺医少药，吃饭不规律，体质十分虚弱。同志们出于对他的关心，有时给他弄一些肉吃，结果郑位三坚持要和大家一起吃。

西安事变爆发时，红七十四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4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曾经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郑位三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再次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斗争，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3年5月，中央任命郑位三为鄂豫皖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但郑位三到任时，只传达他是华中局党代表，并没有表明中央对他的任命。次年华中局再次致电鄂豫皖边区党委，再次重申了中央对郑位三的任命，结果仍被郑位三压下来，一直没有公布。

多年之后，有人问郑位三，为什么不宣布中央当时对他的任命。郑位三解释说，他觉得当时李先念是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兼政委，自己一到就宣布中央的命令，势必会损伤李先念的威信而影响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郑位三和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战略坚持，将30万国民党军队牢牢牵制在中原地区，为迎击内战赢得了时间。

1946年中原突围前，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身体不好，希望他先行转移，不要随军行动，周恩来还专门派秘书来接郑位三到重庆。结果郑位三以“工作太忙，难以脱身”为由，谢绝前往重庆。

突围前夕，中央再次来电，建议郑位三到延安养病，郑位三担心自己离开会影响到指战员的情绪，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与李先念等人组织部队进行突围前的准备工作。

战斗打响之后，中原部队在李先念和郑位三等人的指挥下，分路突出敌军重围，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郑位三和李先念率军进入陕南后，李先念考虑到郑位三的身体状况，决定安排他留在陕南养病。

中原部队的胜利突围，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大加称赞。在接见郑位三和李先念时，毛主席亲切地拉着他们二人的手说：“你们率部突围有功，我怕再来一个皖南事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郑位三和李先念将中原局设在延安，继续指挥中原部队外线牵制敌人。不但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还继续援助老解放区作战。

1947年8月，李先念率军挥师南下，重返中原。郑位三则因为身体多病，先后在山西和山东休养。新中国成立前夕，郑位三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考虑到郑位三的身体情况，中央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回到武汉继续休养身体。

建国后不执政但要参政

对于郑位三的身体情况，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希望他尽快恢复，尽早回到工作岗位担任领导工作。1951年江青前往湖北前，毛主席叮嘱江青一定要到武汉看望郑位三。江青当时劝说郑位三去苏联治病。但郑位三却表示：

“我不懂俄文，去苏联会有诸多不便，只好留在国内慢慢医治。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

1953年冬天，郑位三胆囊炎发作，住进了医院。李先念陪同刘少奇、王光美亲自到病房探望，关切询问了郑位三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并提议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到北京治疗。

次年，刘少奇亲自给郑位三写信，让他去北京继续养病。1955年4月，郑位三举家离开湖北，搬到北京定居。同年8月，在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当时国家每个月补助郑位三300元津贴，郑位三全部用来解决老区人民和烈士后代生活困难的问题，自己和家人却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用车、穿衣都十分节省。

郑位三虽说是在休养，但也闲不住，经常到民众中了解民情。在湖北期间，郑位三了解到有4000多名旧职员，由于一时间搞不清他们的政治历史，因此及时给他们安排工作。郑位三表示自己虽然不执政，但还是要参政，为党分忧解难。

郑位三将旧职员的档案找来，夜以继日地认真研究，经过分析比较，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向李先念直接反映问题。李先念看到后十分高兴，打趣地对郑位三说道：

“位老，有人向我告状，说你位老不‘安分’，不好好休息，要参政。”

“先念啊，我不能只领‘朝廷’俸禄，而不为‘朝廷’出谋献策呀！”郑位三也幽默地回应道。

经过认真研究，李先念完全采纳了郑位三的意见，除了少部分人之外，绝大多数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于一些思想进步的人，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

时隔多年，一些当年得到妥善安置的旧职员，说起这件事时，都无不称赞郑位三的开阔胸襟和功绩。

除了解决实际的问题，郑位三感到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大批懂经济的人才。因此他提出党员干部都应该抓紧学习经济理论，并率先垂范走遍了大小书店，买回各种经济理论的书籍加以研究。

郑位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十分严格。他从不强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下一代。

1967年之后，郑位三也难逃厄运，被卷入了政治风暴，5年之后，经中央批准，郑位三返回北京。那一段时间除了劳动外，郑位三仍然在坚持着学习和研究，写下了不少的研究文稿。

尽管周总理得知郑位三的遭遇后，指示工资照发，搬回原住处，恢复原待遇。但郑位三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1975年住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此后一直没有出过医院，两个月后溘然长逝。

对于郑位三的治丧活动，当时中组部军代表发话，在中组部食堂开追悼会，不许通知京外亲友，报纸上发条小消息。

对此，郑位三的家人敢怒不敢言。王震将军听说郑位三去世的消息后，第一个赶来看望郑位三的妻子，当他了解到中组部军代表的决定后非常愤慨，立即驱车去向邓小平、李先念说明情况。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郑位三追悼会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各个国家领导人和机关敬送了花圈，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郑位三的评价仍然比较低调。

17年之后，在郑位三90岁诞辰之际，中央组织部重新为郑位三作了评价，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